專傢：利用供給側改革調整結構 促進經濟發展
前海聽風錄|范棣：中國式困局 供給側改革的理想與現實(上)
文/前海傳媒 李哲
自高層領導人明確“供給側改革”後，無論是經濟學界，還是街頭巷尾，這個詞都成為眼下最熱。“供給側改革"是否能燃中國經濟下行之急？恐怕仍需進一步改革措施落地實踐。
在國際上來看，供給側改革曾聲名遠赫，“裡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當屬經典案例。
至於具體改革層面，供給側改革的核心要素是減稅以及減少政府對生產的幹預。根據“供給學派”代表人物、著名經濟學傢阿瑟•拉弗提到的“拉弗曲線”，稅率不斷提高時，經濟活動會受到抑制，稅收收入可能會減少。同時，政府的過度幹預會扭曲市場行為，降低經濟效率。
正如裡根那句經典的話：“多數情況下，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政府本身就是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實際上，中國“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依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即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五中全會，兩年多已過，從市場功能定位到進一步明確“供給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見減緩，改革之路也遠非想象中容易。下一步改革何去何從，供給側改革如何發力，前海傳媒為此專訪瞭北京大學[微博]互聯網金融智庫理事長兼首席經濟學傢、亞聯資本創始合夥人、銀票網董事長范棣博士。
作為獨立經濟學傢，范棣一方面親歷中國的改革浪潮，另一方面又結合國際經驗，經濟學研究與國內外實踐可謂經驗豐富。他師從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克洛夫教授。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微博]客座教授。曾任：招商局集團常務董事、財務總監、招商銀行總行副行長高級顧問、香港友聯銀行(現香港工商東亞銀行)總行副行長、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高級咨詢顧問、美國1990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人民銀行[微博]總行銀行體制改革處副處長、《金融研究》月刊主編、招商迪辰董事長等。
前海傳媒：您怎麼看供給側改革？
范棣：需求側改革的主要工具是量化，通過刺激總需求的方法來刺激經濟，所以需求側改革是以量化為主的財政政策。
供給側改革主要是跟結構調整有關的改革，它並不是增加供給的總量，而是增加有效供給的總量。因為需求已經不足瞭，再去增加供給總量是本末倒置，房貸南投水里房貸車貸信貸彰化二林車貸信貸所以它是結構性改革。
而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全要素生產率，經濟下滑一定是全要素生產率發生瞭問題，比如勞動端、資本端或技術端等，應該生產的沒有生產，不該生產的卻生產瞭很多，這裡面核心問題是市場要充分發揮對全要素生產率調整的作用沒有發揮好，是市場沒有到位，市場沒有站在應該調節的位置上，所以供給側改革主要是政府如何去減少幹預。農地貸款額
困難在於，雖然近些年我們也減少瞭很多政府審批環節，據說有一千多項審批環節簡化瞭，但很重要的問題是任何一個法規在政府工作人員那裡都有相當大的具體裁量權，他們有很大的操作空間，這種情況下，無論審批環節如何簡化，隻要廟在那，具體的管理部門就可以自由裁量，但我們又很少看到這些管理部門因為違規而被處理。
我們現在真正要做的是減少政府的幹預，不能用新的幹預來取代舊的幹預，政府必須要退出市場，讓市場真正發揮作用，這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任務。
前海傳媒：核心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我們也看到比如前幾個月的股災，政府對市場的幹預很難劃清。
范棣：我覺得政府對股災有一定責任。我們可以把股災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周期性股災，哪個國傢都有，如同經濟增長一樣，股市的波動跟經濟周期波動同步走，這種是正常的；第二種是體制性或管控性股災，比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中華爾街的問題，它跟經濟周期沒關系，是因為整個華爾街的金融管控體系出現漏洞產生瞭房地產泡沫、零利率貸款，造成資金廣泛出現壞賬引發危機；第三種是人為股災，人為股災不是指一個人在程序上寫瞭什麼，而是政策上出瞭問題從而引發瞭股災。
這次股災應該反思的是，政府沒有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幹預。在股市還沒有起來之際，幹嘛要鼓吹股市4000點剛起步？如果在正常情況下，這就屬於內幕交易，內幕交易的典型套路就是一個機構出來把股市吹上去，然後套現跑路，也就是說股市該漲該落應當順其自然政府不應該去誤導或誘使人們買賣股票。
而當股價過度虛高之後，政府又放風說要幹預，這就導致瞭很多股民同時拋售，從而導致股災的發生。
總結這次股災，最大的教訓就是要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幹預。
機車貸款前海傳媒：外界談論供給側改革，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是減稅，或者說減稅比貨幣政策更有效，您怎麼看？
范棣：減稅當然比貨幣政策更有效。但問題是減稅真的能做得到嗎？我們現在中央到地方是兩個指標，一個是分稅制，地方分多少，中央分多少，所以地方抽成部分就涉及到地方利益的問題。
在目前的情況下，我的理解是地方不加稅，那麼在一定程度上就等於減稅瞭，不要指望政府再去減稅，因為蛋糕已經吃光瞭。比如2016年的預算，這個時候已經分完瞭，2016年該花的錢和預算已經擺在賬面瞭，很難減下來，所以當前不加稅已經是不錯瞭。
當然，現在談減稅更多是學術上的看法。但換句話來說，如果談減稅，不如精簡機構，把大政府變成小政府，稅就自然下來瞭。
前海傳媒：工業領域的通縮持續瞭四十多個月，這種情況下，如何穩增長？
范棣：目前來看，穩增長的責任確實很重。如何穩增長？核心是穩就業。如果就業沒有問題，GDP增長多少都沒有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經濟下滑後，由於就業保不住就會出現社會問題，所以保增長就成瞭保穩定、保就業。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就業的管理中，宏觀政策一直缺乏一個穩定的就業管理政策，我們看美聯儲貨幣政策之前的標的是通貨膨脹+就業，現在基本上是就業瞭，因此，就業是核心的指標，超過通貨膨脹。
但我們的就業指標一直缺乏連續的宏觀管理政策，應當說就業指數或失業率有一個分層的管理，比如說農村失業多少，隱性失業多少，城市農民工失業多少，大學生失業多少……地方幹部隻有對就業結構分層管理才能真正去對癥下藥，從而提高就業率。
中國就業不是一個總量的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是能力問題，但很多崗位空缺招不到人，所以它是結構的失衡，結構失衡是因為沒有對分層指數細化，因此造成瞭保就業隻能通過多投貨幣，經濟增長就變成瞭依托超發貨幣。這是宏觀經濟中最大的漏洞。
在就業結構性政策上，沒有一套完整的系統，所以保增長保就業隻能做需求管理，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要對就業做供給端改革。
新聞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1211/0915239919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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